2020年將是我國醫療改革歷史上最關鍵的一年。從更長的時間線上來分析,有三個理由決定2020年的重要性:
其一,2020年是新醫改十年的終結之年,也是下一個十年的起始年。2009年新醫改文件明確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目標。十年后的2030年,將是健康中國2030目標的實現之年。
其二,2019年《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提出圍繞疾病預防、健康促進兩大核心,將開展15個重大專項行動,促進以治病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轉變。2020年是15個專項行動實施首年。這將是2020年的最大的話題。
其三,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面前,我們要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狙擊戰。
三者互相影響,膠著前進,最終將構成醫藥行業在2020年的政策變化圖景。那么醫藥企業需要關注的是,在政策圖景下面,如何窺見產業升級方向和企業變革策略?
01 “三醫”將進一步聯動
2019年被公認為是三醫聯動的起始之年。2018年的大部制改革從頂層設計上理順了“三醫”部門的職責,以“超級醫保局”為抓手領銜醫改,通過戰略購買撬動醫藥行業結構優化。帶量采購擴圍全國,引領招采制度改革;醫保目錄動態調整開啟;以DRGs擴大試點范圍從而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
醫藥改革則已經步入正軌,深化藥審改革+強化監管的框架已經清晰;醫療方面的變化集中在基層市場購買力提升以及藥品使用監測方面。政策明確建設城市醫療集團和縣域醫療共同體,此外第一批《國家重點監控合理用藥目錄》和加強公立醫院考核管理都是在加強藥品使用監測。
從細節層面來看,當前的每一項主要醫改政策,都有著醫藥、醫保和醫療的協同互動,從而獲得有效的改革成效。2019年,衛健委體改司發布《關于以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為突破口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就是這方面最有效的體現,這份文件并不簡單地提到藥品的帶量采購問題,而是在帶量采購的同時,制定了和醫藥醫療醫保相關的15項政策,從而進一步推進改革進程獲得改革成效。
在由E藥經理人特別推出的“2020中國醫藥產業新年展望會·疫情線上公益版”的在線直播中,E藥經理人研究院首席專家黃東臨表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制度集中出現在2019年,可見2020年新一輪、更重要的內容也將逐步展開。”
2020年初,全國醫療保障會議和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陸續召開,從會議中可以梳理清晰的邏輯線條,2020年“三醫聯動”政策體系將進一步發展,影響產業升級和企業的戰略性決策
“三醫聯動”政策框架已定,各環節不可或缺且都有側重。醫藥,解決“供給側改革”問題,保證藥品安全有效、質量可控。新的《藥品管理法》修訂之后將在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鼓勵創新和注冊機制完善、質量保障機制和風險管控、嚴格執法力度方面做更多文章。
醫保,解決“可負擔性”問題,保障就醫需求,減輕醫藥費用負擔。2020年1月10日,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6點任務,其中有三項內容與醫藥行業密不可分:即醫保目錄動態機制調整、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和藥品招采制度改革。招采制度包括藥品集中采購常態化、高耗流通使用改革往前進一步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進一步推進。
醫療,解決“可及性”問題,以健康為中心,增進健康福祉。醫療問題與藥品使用終端的產業方向密不可分。2020年1月6日,全國衛生健康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部署了全面實施健康中國行動、持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8項重點工作任務。比如改革完善疾病體系、規范醫聯體建設和管理、推進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還有中醫藥發展、重大疾病防治、特殊人群衛生保健等等。
同時黃東臨強調:“我們不能把三醫聯動看成簡單的通過帶量采購去降藥價,而是在藥品價格下降的同時能讓更多病人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和保障。在帶量采購這項工作中,醫藥醫保醫療需要各司其職,制藥企業也需要重新思考其業務經營模式和企業戰略。” 比如拜耳在第二次帶量采購中將拜糖平大幅度降價,事實上也為它迎來了巨大的市場空間,使其有機會進入基層市場,市場規模從幾百萬人擴大到幾千萬人,迎來第二次發展機遇。
02 疫情期與“后疫情期”下的藥企
2020年春節爆發的新冠疫情已經顯示出強于2003年SARS疫情的影響力。而疫情也必將會對政策面產生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從醫療的角度,大量醫療資源被抽調用于抗疫前線,影響日常診療行為,常見病門診和普通門診都處于停診狀態,再加上交通困難,造成診療量下降,必將影響藥企的銷量。
從醫保的角度,醫療保障需要將新冠治療納入醫保,進一步加大了醫保基金的資金壓力,對醫藥企業來說,醫保資金吃緊,反過來會對相關的醫保政策造成何種影響,是企業需要提前考慮的問題。
對于醫藥企業本身,除了部分與疫情相關的藥品、醫療器械或者流通企業迎來機遇,大部分制藥企業經營受到很大影響。比如與疫情關聯度低的產品復工受到挑戰,原材料等供應鏈困境帶來經營問題,醫療行為跟多是通過人際交流所進行,包括臨床試驗、醫生拜訪等行為都會受阻。
對此,制藥企業需要在疫情期和疫情過后的“后疫情期”做好全面規劃。
疫情期重點是“保障運營,管理風險”,確保業務的連貫性和可發展。實施應急方案,強化風險考慮,首先確保企業供應鏈、上下游狀態、員工狀況等基本面穩定,同時要探索因疫情帶來的新變化,建立長處方、線上拜訪、疫情相關品牌宣傳等應對模式。
后疫情期,企業要加速變革,加強業務創新。通過本次疫情重新審視自身業務布局中的潛在問題。疫情之后中國公共衛生體系必將加速建設,醫療衛生投入將提升,互聯網+、電商、AI等新技術將更加普及應用,企業可以從中尋找新的增長點。
至于業界普遍存疑問的“疫情會不會影響帶量采購等一系列政策的推進進度”,黃東臨認為:“疫情是一個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不過從某種角度來看,它恰恰是對過去醫改進程和成果的一次檢驗。得益于過去我們國家在醫療建設和醫療保障中的努力,所以對這次新冠感染的病人,我們也能提出‘盡收盡治’的目標和口號,并且以舉國的努力正在加以完成。從這一點上來說,新冠本身并不會影響當前醫療建設、醫保政策的建設和發展過程。而且這次抗疫戰役中所產生的經驗也會進一步融合體現到醫療和醫保政策之中,進而完善制度和優化各項政策的執行進程。所以各項政策在進度上能受到的影響一定是很小的。醫療改革的大方向不太可能發生變化。”
長遠來看,疫情后如何將企業行為融入到“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框架中,將是2020年新年代的長遠考量。
03 健康中國戰略:制藥企業未來十年的最大增長點
2019年,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健康中國行動組織實施和考核方案》等系列文件,足見“健康中國”戰略將成為我國未來十年主要的戰略指導思想。
健康中國行動提出主要疾病防控計劃包括:心理健康促進行動、心腦血管疾病防治行動、癌癥防治行動、糖尿病防治行動、慢病呼吸系統疾病防治行動、傳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動。
“這些防控計劃如何落實到位?會不會只停留在文件上?顯然不會。”黃東臨認為,這些疾病防控計劃解決的是中國醫藥健康最本質的問題。比如我國16.1%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抑郁癥患者多達5000多萬人;我國心血管病現患人數2.9億人,得到治療的患者不足一半;癌癥每年新發病例380.4萬例,我國癌癥5年生存率40.5%,但仍然低于發達國家水平;我國糖尿病人數超過1.1億人,有5億人處于糖尿病前期;我國哮喘患病人數達4500多萬,COPD患者有上億人;我國約有1億以上乙肝病毒攜帶者,正在治療的艾滋病患者有200多萬人。而2003年和2020年兩次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也凸顯我國在傳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動方面的不足。
“把現有的患者治療好,沒有治療的患者發掘出來,讓他們看得起、看的好病,這要求制藥企業要重新審視接下來需要做的主要工作。”黃東臨認為。
同樣,疫情過后,新的“健康中國”理念將促進醫藥行業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內部運營的變革。“健康中國”國家戰略行動將成為制藥企業未來十年最大的增長點,企業的思考也應該集中在“大健康”的角度。
具體而言,企業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黃東臨從外部環境和內部運營角度來進行分析。
外部環境而言,此次疫情其實也是對新醫改十年成就的一次強有力檢驗,經過十多年的醫改歷程,中國在新冠疫情的表現已經可圈可點。黃東臨認為,我國醫保基金結余也實現了收支平衡,且有一定的結余。
未來醫療衛生體制的優化仍是大方向。具體體現在哪里?以預防為主導的共公共衛生體系將進一步優化;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基層的疾病防御體系的弱點進一步凸顯,新一輪強基層和強縣域建設勢在必行。此外醫療衛生體制優化還包括疾病管理理念將提升、醫療機構硬件軟件改進。
三醫聯動的方向,也將是“大健康”的理念主導,并不簡單的解決醫療治病的問題,還包括全民醫療、全周期的疾病管理等更多前沿的大健康理念。這也需要制藥企業去思考,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參與健康中國的建設之中,而不是把業務簡單看成定位于三甲醫院市場完成多少銷售指標的生意之上。
企業應該從“健康中國”策略出發重新思考布局自身產品和產品組合。醫保支付和招采制度的變化,尤其是藥品集中采購為產品打開了更大的市場,企業要對自身產品的市場定位和滲透率重新考量,相應的,從“治病”向“治未病”轉變,制藥企業在轉換產品組合的同時也要探索新的營銷模式。
作者:E藥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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